齐泽克对「身份政治」的态度，可以总结为一个他曾经讲过的笑话。

教堂里一群犹太人在安息日公开声明他们的失败。一个有势力的拉比第一个说道：「原谅我，哦上帝，我什么都不是，我不值得你的关注」。

在他之后一个犹太商人说道：「原谅我，哦上帝，我没有任何价值」。

接着一个贫穷的犹太人走上前说：「原谅我上帝，我什么都不是」。

这一刻，那个拉比和富人同时说道：「这个人认为他是谁？他怎敢宣称自己什么都不是？」

其实福山的意思是，「历史的终结」是指目标，而不是一个结果。他认为这个目标在现在看起来没有问题，即历史的终极目标就是：自由和民主。

并且他在新书的前言部分气鼓鼓的说道：「人家之前那本书的书名叫《历史的终结？》，有个问号！问号！都没看见嘛嘤！」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弗朗西斯 · 福山认为历史的目标已经出现，于是提出了「历史终结论」。随着英国脱欧、川普上台和中国崛起，他发现事情渐渐不对劲。

历史终结了吗？终结了，但没完全终结。

于是他开始谈「身份政治」。

美国人的风格就是「选择我，我就是最好的」，所以它表达为一种标准化的供应系统，代表企业是苹果和特斯拉，他们的SKU都相对少。

欧洲的整体风格是「定制，多元化和多样性」，所以它的供应链成本会比美国高。这也是欧洲在全球的商品竞争中为什么打不过美国。

有没有什么能把成本和多元化这两件事情结合的很好呢？我认为有，是基于SaaS的柔性供应链系统。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个是未来。发达国家已经没有那么多工厂作为样本来实践了，而工厂密集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没有这样的资金去尝试。能做到这件事儿的只有中国。

想了想，除了亲密关系和物质生活方面的质的提升外，2021年在思考上的最大收获应该是：在多数问题上甚至是核心问题上，能够走出唯一真理观。（尽管陈嘉映先生的那本书我没看过）

这个观念我想注释一下，想了想发现没有什么好注释的，就是字面意思，但非常抗琢磨。并且践行起来也比较困难——首先人很难摆脱路径依赖，其次多数人很难走出是「我即世界」的世界观，从而无法对真理的思考和探讨形成一个观察者身份。

而上一次关于真理的思考，我和朋友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真理往往极其简单，但比较难总结。

英国心理学家Oliver James对「自私资本主义（Selfish Capitalism）」的定义：

①确信消费和市场可以满足人类几乎所有的需求；

②对金融服务和劳动力市场的监管降至最低，比如强烈偏向雇主而非工会；

③大力推动公共物品（水、电、煤气等）的私有化；

④对企业成功程度的评估，主要基于企业当前的股价。

渴望获得物质主义成功的人们实际上更容易疲惫、焦虑、抑郁、缺乏活力、幸福感低、感觉难以适应生活。

并且有趣的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的基调和运作机制就是且应当是如此。他们「不得不」这样运作。

刚刚知道俄罗斯现在依然称呼中国为「契丹/Китай」。据说是蒙古人传话的问题，宋朝那会儿蒙古人和契丹人苦大仇深，那时候宋也向金称臣，估计蒙古是「只要属于那一帮的，都是契丹」这个思路，后来也传到俄国去了。其实不光俄国，古欧洲想了解点儿中国的信儿，也得靠蒙古做中间人。

这还是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个类似的情况是说，茶叶从海路传入的地方采用了闽南话的发音（英语：tea），从陆路传入的地方采用了北方话的发音（俄语：чай，chia）。

我们很难逃离对生活体察范围的局限。一切的缘由，都取决于你选择了怎样的观察身份，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视角问题，而是由纷繁的因缘际会所形成的结果。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庸俗的决定论，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命运」。

如果要问有什么结论，我会说：当一个人决定/被决定了自己的观察视角的时候，Ta的命运也顺应而生了。

想到这里，内心充满悲鸣。

我们，生就是我们，只能遵循我们无常的本性生活。只要活着便要在无穷的追求、失望、厌倦、痛苦中受折磨，乐此不疲。星星残酷无情，睡莲在沙子中枯萎。

——《琥珀》

今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从《蓝色多瑙河》的中段开始看的。最后还是和Dante欣赏到了完整的《拉德斯基进行曲》，也不算一无所得。

优雅气氛和与精湛技艺依然不改，但在全球性的低潮期中，再精致的华彩也免不了少几分希冀。

尽管祈祷可能无用，但我仍然祈求今年能有所得、有意义、有热情、不倦怠。

拜托了。

黄昏和Dante一起去看海，想起胡德夫的《太平洋的风》。

我近来连续被几个十六七岁少年的才情、理性、崇高的愿景和抱负所深深震撼。

和以往接触到的同样有才情和理性的少年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再笃信历史终结论，依旧悲观，却不愿放弃。

他们会是希望。

这是2021年的最后一个凌晨。

窗外的空气凛冽又清晰。

海风没有漫过山峦，夜色岿然不动。

今儿个拉我回家的专车司机跟我聊得兴起，临走之前跟我说：「小伙子我跟你讲，读书好啊。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看到一位研究方向是当代英美法哲学的博士的对过去自我的判词与批评，他们分别是：
「思考不诚实、阅读贫乏但思考泛滥、思想混乱而无秩序」。

这几条也适用于我。

我永远能记住我对象告诉我她看《教父》时的视角。

这些女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只是爱上一个男人，她们会被汽车炸成碎肉，或是会被人晚上用十几把冲锋枪对着窗户扫射，或是和男人亲热时突然闯进来摸进来俩杀手。

而男人们呢？他们哪里会想这些问题，他们只知道「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为啥「站台」和「坐台」意思差这么多？

这个圣诞从容又温馨。

想了想，很多问题可能需要一些耐心去做有节奏、深层次的思考和探讨。而绝非是流连于「好奇」本身。

要知道，一个「知道分子」唯一的作用就是夸夸其谈。可那不该是我。

在形容某人对某事极其投入的时候有很多形容词。其中包含「忘情」和「尽情」。

我认为「忘情」的投入度更高。「尽情」有一点由着性子的意思。而「忘情」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境界。

追求一种「确定的永恒」，本身就是一种妄念。

一个在八年前就思考过但是并没有结果的问题:「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的区别在哪儿？

今天突然有点明白了。从应用场景角度讲，「东施效颦」是一种绝对跟随策略。而「邯郸学步」是一种分布式跟随策略。

纷纷效仿苹果的刘海屏就属于「东施效颦」，而这种跟随策略是可行的商业模式。「邯郸学步」的商业案例我一时间想不起来，因为邯郸学步的企业一般都做得稀烂。

整理了几百万页报销数据，贴发票贴得跟手帐本似的。

很累，爱还是要的，就是不想劳动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实报实销，不要拖延。

很愉快！决定了，应当爱、应当劳动，就这样！

「后真相时代」这个概念还是挺有意思的。它的名次解释是「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

耶鲁大学人类自然实验室教授Nicholas Christakis认为人类社会在后疫情时代会经历三个转变：共同威胁促使国家权力增长；日常生活的颠覆导致对意义的探寻；疾病肆虐时死亡的临近带来了谨慎，瘟疫过后则激发了鲁莽。每种变化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留下印记。

薇娅和李佳琦的事情，在我们这些做资金安全与合规管理的人看来，非常的小儿科。最基本的事情都没有完善。

我料想这种年流水十几位数的公司，估计是拿财务当出纳用。

中国的多数新业态，合规永远是最末端考虑的问题。而就像师父说的一样，这些新业态看似盆满钵满，但赚的都是税钱。